很多家庭温饱都勉强，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他语速很快，仿佛要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我在会上就提了，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能不能再降低一点？或者分期？
或者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多向上级争取一点，或者看看能不能引入点社会资本？
哪怕慢一点也行啊。可是……可是李县长听不进去。
他说这是经过测算的最低标准，再少路就修不成了。
他说等、靠、要没有出路，就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他还说，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我们分管领导要带头执行，做好分管部门的工作。”
王大陆脸上露出无奈和苦涩：“我人微言轻，只是个副县长。
李县长定了调子，易书记当时又不在，赵小军书记虽然坚决反对，但……常委会上，李县长很强势，其他一些同志……唉。
最终决议通过后，我作为分管副县长，只能执行。
但我心里一直不踏实，所以在布置任务的时候。
我反复跟交通局、跟要坚持自愿原则。
绝对不能强行收取，不能激化矛盾。
我还特意跑了几个我联系的乡镇，去跟书记乡镇长私下交代，能缓就缓，能拖就拖，群众实在有困难的，绝对不能硬来。”
“但是，” 王大陆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深深的无力和自责。
“但是我低估了李县长的决心，也高估了一些乡镇的执行力。
李县长亲自督办，天天要进度，周周要排名，对进度慢的乡镇点名批评，甚至扬言要撤职。
什么‘自愿’原则，早就抛到脑后了，就是硬性摊派，就是挨家挨户去收，收不上来就各种手段施压。
等我发现
柳林镇出事前，我还跟柳林镇的书记打过电话，让他们千万冷静，别出事，可还是……”
他抬起头，眼圈有些发红：“领导，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像是在为自已开脱。
我作为分管领导，没能有效制止错误决策的执行，没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最后酿成了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承认错误，愿意接受处理。
但我还是要说，我从心底里，是不赞成、不支持这样搞摊派的。
我只是……只是能力有限，位置尴尬，没能阻止这一切发生。”
王大陆的交代，听起来情真意切，把自已放在了一个“不赞成但无力反对，试图减轻危害但未能成功”的尴尬位置。
他强调了李达康的“强势”和“压力”，也提到了自已在执行过程中的“叮嘱”和“努力”。
试图说明自已并非同流合污，而是形势所迫、力有未逮。
李处长记录着，偶尔追问一两个细节，比如他是否就执行中的偏差向李达康或易学习正式汇报过。
他具体是如何“叮嘱”
王大陆的回答则显得有些含糊，多是“口头提醒”、“私下交代”，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王大陆同志，你的态度我们了解了。” 李处长合上笔记本，看着他。
“但作为分管副县长，在明知决策存在重大风险、执行过程已经出现严重偏差的情况下。
仅仅是‘私下叮嘱’、‘心里不踏实’，是远远不够的。
你应该以更正式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向主要领导甚至上级反映。
如果连这一点担当和勇气都没有，那组织的任命、人民赋予的权力，意义何在？”
王大陆被问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只能低下头，喃喃道：“是，是，领导批评得对，是我顾虑太多，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得罪人，我……我错了。”
……
谈话仍在继续，调查组如同精密的仪器，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一点点理清着金山县这场风波背后的决策脉络、执行乱象和责任链条。
易学习的摇摆与失职，王大陆的无奈与不作为，连同李达康的专横与漠视，共同构成了一幅基层治理失范的典型图景。
而赵小军的据理力争和事后担当，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幅图景中难能可贵的亮色。
调查的深入，让金山县官场这潭浑水下的暗流与漩涡，逐渐清晰起来。
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表现，都在此刻被放大、被审视，也将决定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