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人看不惯智恒通的做法。一位被智恒通低价接盘的原开发商，在酒桌上红着眼圈骂：“你们就是一群鬣狗！”这话传到邬总耳朵里，她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对身边人说：“鬣狗有什么不好？草原上真正活到最后的，不是狮子，不是大象，就是鬣狗。因为它们懂得一个道理，风来了，猪都能飞；风停了，活下来的才是真本事。”
1993年的风，确实停了。但智恒通这条鬣狗，吃得膘肥体壮。它的成功不在于运气，而在于那些年复一年囤积的流动资金，在于邬总对时机的精准判断，在于张斌律师滴水不漏的法务保障，更在于每一个业务员眼里那团永不熄灭的光，那是一个草莽时代的猎手们，特有的、近乎野蛮的生机。
海市的成功，不过是一盘大棋落下的第一颗子。
邬总在海市操盘的消息传回总部时，谭总正在北京智恒通大厦办公室看地图。那张地图比海市办公室里的那张大得多，铺满了整张红木圆桌，边角用烟灰缸压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还有那条长长的边境线，都被他用红笔圈出了一个个目标区域。窗外是长安街的车流，1993年秋天的北京已经能嗅到某种变革的气息，但更多的还是焦灼，到处是烂尾的工地，到处是急于变现的资产，到处是捧着批文找不到钱的官员和商人。
谭总放下电话，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海市传来的消息比他预想的还要好，智恒通在那个南方的海岛上已经站稳了脚跟，邬总那条“土狼”咬下的猎物，正在一只接一只地运回巢穴。但他没有满足，甚至没有多停留一刻。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通知各分公司，明天上午九点，同步开会。”
那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网络。智恒通的分公司，有的已经挂牌运营了两年，有的才刚刚租下办公室不久，连招牌上的红布都没来得及揭。但谭总的风格一向如此，不等一切就绪，先让子弹飞起来。
北京。 东三环的一栋写字楼里，智恒通北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老周是个地道的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办事却带着军人的利落。他以前在某个部委的后勤部门干了十五年，对京城的人脉和门道了如指掌。邬总挖他过来的时候，只问了一个问题：“给你半年时间，能不能把北京城所有缺钱的项目摸清楚？”老周拍着胸脯说不用半年，三个月就够了。事实上他只用了两个月。北京分公司的业务员们骑着自行车，后座夹着一沓沓项目资料，从海淀到朝阳，从丰台到大兴，把那些因为银行停贷而停工的在建项目摸了个底朝天。老周的策略和海市不同，北京的水太深，不能像土狼一样横冲直撞，得先找到“有批文没资金”的官商合作项目。那些手里握着红头文件却找不到钱的人，那些因为政策变动而被卡在半路的开发商，那些急需资金周转却无处开口的国企厂长，都是老周的目标。他请客吃饭从不去大馆子，专挑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小饭馆，一壶二锅头，几碟花生米，喝着喝着就把项目谈成了。到1993年十月，北京分公司已经拿下了三个旧改项目和两个商业地块，其中一个就在西单附近，后来成了智恒通在北方的标志性资产。
浦东的开发刚刚启动，到处是塔吊和脚手架，但真正落地的大项目并不多。上海分公司副经理老陈是个精明的本地人，曾在某区经委工作过，对土地政策和城市规划烂熟于心。他做事和海市的邬总截然不同，邬总像土狼，凶猛而直接；老陈像一只老狐狸，谨慎而耐心。他带着业务员一条街一条街地走，把每一块待出让的地块、每一个资金链断裂的在建项目都记录在案，然后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出手。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强，老陈从不趁火打劫，而是给对方留足面子。他会先把项目的原开发商请到和平饭店喝咖啡，说一句“大家都不容易”，然后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智恒通出钱接盘，原开发商保留一定股份，共同开发。这个模式在上海出奇地好用。那些被银行逼得走投无路的本地企业，既保住了面子，又拿回了活钱，何乐而不为？到十月份，上海分公司手上已经握着四个项目的股权，分布在浦东和浦西的几个关键位置。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的味道比任何城市都浓。这里的开发商胆子大，步子快，欠的债也最多。1993年的广州，珠江两岸的烂尾楼比完好的写字楼还多。智恒通广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老吴是个湖南人，性格火暴，办事雷厉风行。他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把分公司的人全部拉到珠江边，指着那些黑洞洞的烂尾楼说：“看见没有，那些就是我们的金矿。”广州分公司的打法最为彪悍，直接找到那些烂尾楼的债权银行，提出一次性打折买断债权。银行正愁不良资产压得喘不过气，见有人愿意接手，恨不得把利息都免了。老吴用三成的价格，一口气买下了六栋烂尾楼的债权，然后转手找到新的施工单位，用智恒通充裕的流动资金重新启动项目。到十月，其中两栋楼已经封顶，预售的广告打满了广州的大小报纸。
深圳和广州不同，这里更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到处都是暴富的神话和破产的悲剧。智恒通深圳分公司的总经理小陈是谭总之前的秘书，吴尊风的外甥，干劲十足。他在深圳的打法最为灵活，不挑食，什么都吃。住宅项目要，商业项目也要，甚至连一个停工半年的工业园都不放过。小钟的逻辑很简单：深圳的地就这么多，拿一块少一块，不管什么项目，先把地皮攥在手里再说。他的业务员们像一群工蜂，从罗湖到福田，从南山到宝安，把所有能接盘的项目信息汇总到总部，由张斌律师的法务团队逐一审核。有些项目最后没谈成，但积累的信息和关系网，成了智恒通在深圳最大的无形资产。
成都地处西南，消息比沿海慢半拍，但1993年的紧缩政策一样不落。智恒通成都分公司的副总老赵是个典型的“川军”人物，说话大声大气，办事却粗中有细。他看准了成都作为西南中心城市的潜力，把目标锁定在那些因为资金问题而停滞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上。一个连接火车站和市区的道路改造项目，因为原开发商资金断裂搁置了半年，老赵只用了一个月就谈妥了接盘方案。成都市政府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金主”既惊喜又谨慎，反复核查了智恒通的资质和资金实力后，终于点了头。这条路后来成了成都的城市主干道之一，两边地价翻了三倍。老赵坐在车里从那路上驶过的时候，总会拍拍司机的肩膀说：“慢点开，让老子多看两眼。”
边边疆分公司的设立，是谭总最有远见的一步棋。1993年的边境贸易已经开始升温，但基础设施极度匮乏。谭总派去边疆的是一个退伍军人出身的老部下，姓孟，做事风格像打仗一样讲究章法。边疆分公司没有像沿海城市那样大规模接盘烂尾楼，因为边疆根本没有什么烂尾楼，有的是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和对资金望眼欲穿的地方政府。老孟带着团队跑遍了边境线上的几个重要口岸，用极低的价格拿下了几块靠近口岸的仓储用地。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做赔本买卖，那些荒地上只有野草和骆驼刺，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但谭总支持他，只说了一句：“等着看，三年以后。”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几块地成了智恒通在边境贸易中的黄金仓库，租金回报率高得惊人。
从春天到秋天，智恒通的分公司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把那些在紧缩政策中摇摇欲坠的项目一个一个地兜了进来。邬总在海市的那套“土狼战术”，被各分公司的老总们因地制宜地复制、改良、升级，在每一个城市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年初的时候，谭总说过一句话：“再过一年，智恒通的体量能扩大十倍。”当时他身边的人，有的兴奋，有的怀疑，有的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摇头。十倍？那可不是小数目。智恒通虽然在1992年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但要在一年之内翻十倍，听上去更像是酒桌上的豪言壮语。
然而，1993年的市场，就像一锅被端到烈火上的冷水。当银行收贷、三角债爆发、无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时候，谁手里有现金，谁就是王。智恒通靠着岳崇山的支持，在这一年变成了最锋利的武器。它不欠银行一分钱，所以不用看银行的脸色；账上趴着大把的现金，所以可以在别人最低谷的时候开出最低的价格。这不是运气，而是谭总多年前就开始布局的结果。
十月，海市的桂花还没落尽，谭总办公室的桌上已经堆满了各分公司报上来的财务报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边疆……每一个分公司的资产规模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那些被接盘的项目，有的已经复工，有的完成了产权过户，有的已经开始产生预售收入。张斌律师带着他的法务团队连轴转地审合同、做尽职调查，实习生们换了三拨，每个人的脸都瘦了一圈，但没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狩猎。
邬总拿着一叠厚厚的报表走进谭总办公室，声音里压抑不住激动：“谭总，三季度数据出来了。各分公司汇总，智恒通现在的总资产规模，比去年年底增长了……”她顿了顿，像是在确认自己没算错，“十倍。”
谭总正在窗边抽烟。他听到这个数字，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只是把烟灰轻轻弹进烟灰缸里。窗外的海市华灯初上，远处有几栋还在施工的大楼，塔吊顶端的红灯一闪一闪的，像夜空中最低的星星。
十个月，十倍。
谭总掐灭了烟，转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内线：“通知各分公司，下周到海市开会。顺便告诉后勤，把吃的喝的准备足。”电话那头传来笑声。谭笑七自己也笑了，但那笑容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猎手看到猎物落网时的、冷静的满足。
1993年，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万丈深渊，对智恒通来说却是万丈阳光。那些被银行追债追得走投无路的开发商，那些被三角债拖垮的建筑商，那些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停工的在建项目，都成了智恒通这条“土狼”的食物。而这条土狼，已经不是海市一地的土狼了——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边疆都长出了獠牙，每一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人在悄悄议论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公司，好奇它为什么能在哀鸿遍野之中吃得膘肥体壮。
答案其实很简单：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而当潮水真的退了，智恒通不但穿着衣服，还带着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