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海市无数跟银行有着不清不楚关系的老板噩梦的一年。
1993年对于无数企业和贷款户来说，整个中国经济的天空却忽然换了颜色。
那年的海市，真正让那些靠贷款撑着的老板们汗流浃背的，不是头顶的太阳，而是银行信贷科的一通电话，或者一封措辞生硬的公函，那份公函上盖着鲜红的公章，像一纸判决书。那一年，中央铁腕出台“约法三章”，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银行从“追着放贷”一夜之间变成了“拼命收贷”，仿佛一头原本温驯的老牛，忽然被人在鼻子上穿了铁环，凶狠地四处顶撞。
信贷员的敲门声，比夏天的雷雨还急。孙兵在谭家大院住得久了，见惯了那些老板们进进出出的神色变化。年前还在这间茶室里拍着胸脯谈笑风生的，入夏之后忽然就消失了踪影，只剩下七哥电话里隐约传来的赔罪声和低沉的叹息。信贷科的老孙头——对，跟孙兵同姓——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男人，戴着一副老式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催起账来却像一把钝刀子割肉。他带着两个年轻信贷员，坐在贷款户的办公室里，不吵不闹，就静静地喝着茶，从早上八点坐到天黑。直到对方实在熬不住，签下了一份又一份展期协议或者资产抵押书。这叫“拉郎配”，不是真的拉人成亲，而是银行和企业的强行“联姻”，不还钱，那就把你的流动资金、原材料、产成品，甚至还没盖好的厂房，统统当成抵押品，纳入银行的“监控账户”。产品卖出一笔，钱就直接进了银行的腰包，连看都不给你看一眼。
更有甚者，银行会联合税务局、工商局一起施压，组成“清欠小组”进驻企业。税务局的人翻着账本，每一笔往来款都查得像在破案；工商局的人盯着营业执照，但凡有一点点手续不合规，就威胁要吊销。几路人马像一堵墙，把企业围得水泄不通。有些地方的银行甚至停掉了企业的基本账户，流动资金被冻结在账上，看得见摸不着。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围在厂门口静坐，黑压压的人头聚在一起，从远处看像一群沉默的蚂蚁。厂长急得满嘴燎泡，跑到银行跪下，信贷员只是把合同摔在桌上，声音不大，却冷得像冰碴子：“白纸黑字，写着的。”
在海市，那些曾经靠银行贷款堆起来的摩天大楼一夜之间成了烂尾楼，龙昆北路众多的裸露的钢筋像一根根戳向天空的手指，无声地控诉着什么。大量开发商纷纷跑路，留下了成片的烂尾楼和空荡荡的工地，看门的老头养着一条瘦狗，一人一狗守着还没封顶的骨架，日复一日地等着永远不会再来的施工队。银行想要收回坏账，处置自己手中的不良资产时才发现，那些当初抵押给银行的土地、楼盘，很多早已被反复转手，债权关系盘根错节，追讨起来如同大海捞针。有些银行逼得太紧，甚至把企业的法人代表扣在办公室里过夜，逼着他打电话到处借钱。
对于普通的中小企业主来说，日子更加难熬。范某在襄垣农商银行贷了两万块钱做周转，原以为能撑过难关，谁知市场风云突变，贷款到期后根本拿不出钱来还。信贷员三天两头上门，态度一次比一次差，最后连村支书都出面了，当着全村人的面，让他写了“保证书”，按了红手印。那枚红手印像胎记一样烙在他的手指上，洗了多少遍都褪不掉。
当然，最惨的还不是还不上钱的，而是明明还了钱，账上却始终挂着欠条的。有人还清了贷款，几年后突然收到法院传票，说当年那笔贷款的本息还在滚动，信用社每年年底把旧账抹掉，再重新开出新的借款凭证，年复一年，最初借的几千块滚成了上万的债。那个年代的农村信用社管理混乱，借贷记录像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有人因此东躲西藏，从北跑到南，从南跑到更南，最后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小县城里隐姓埋名，像一粒沙子沉进了人海。
孙兵亲眼见过一个场景，一直忘不掉。那天他出了谭家大院不远，看见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被两个银行的人夹在中间往外拖。男人的皮鞋掉了一只，光着脚踩在石子路上，渗出血来。他的嘴角起了白沫，声音嘶哑地喊着：“我再想想办法，再给我三天。”银行的人面无表情，像机器一样把他塞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车门关上，所有的声音都被闷住了，只剩下轮胎碾过路面的闷响。桑塔纳开走后，巷子里只剩下一只落单的皮鞋，歪在墙根，鞋底磨得薄如纸片。
那一年的债市，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到了年底，全国三角债总额突破四千亿，企业之间的互相拖欠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整个经济裹得动弹不得。银行从早到晚都在忙着“清欠”，不良资产率在海南一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了压在银行头顶的一座大山。信贷员们跑断了腿，说干了嘴，有的甚至被人打伤住院。可那些真正欠钱的，有的跑了，有的死了，有的破产了，留下的一堆烂摊子，十几年都没人能收拾干净。
那是一段灰色的记忆，像海市冬天傍晚的雾霾，说不清道不明地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银行的逼债手段或许合法合规，或许粗暴冷漠，但在那个计划与市场激烈碰撞的年代里，这一切都是必然的阵痛。借钱要还，天经地义，只是有些人还的，是一辈子的积蓄；有些人还的，是一辈子的安宁。
1993年，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一年。银行收紧了钱袋子，三角债像瘟疫一样蔓延，街头的烂尾楼裸露着钢筋水泥的骨架，像一具具还没来得及掩埋的骸骨。可在这片哀鸿遍野之中，智恒通公司却像一群闯进了羊群的土狼，眼里冒着绿光，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它的狩猎。
“鬣狗”，这是海市商界给智恒通起的外号。不好听，但贴切。鬣狗不挑食，不恋战，嗅觉敏锐，咬住就不撒嘴，而且专挑那些被狮子豹子啃剩下的残羹冷炙下口。可1993年的智恒通，已经不屑于捡剩饭了。不欠银行一分钱，账上的流动资金像一条丰沛的地下河，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在别人为了还贷焦头烂额的时候，智恒通的财务室里，出纳正悠闲地浇着窗台上的巴西木和财神树，保险柜里的现金码得像砖墙一样齐整。
邬总站在自己办公室那面巨大的海市地图前，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符号，红色的圈是已经到手的项目，蓝色的叉是正在盯的目标，绿色的箭头则指向那些还没被任何人注意到的空白地带。她的背影瘦削而笔直，像一杆标枪插在地板中央。秘书敲门进来，小声说业务部的会已经准备好了。邬总没有回头，只是把红蓝铅笔往地图上一扔，铅笔滚了几下，笔尖恰好停在市中心一块待拆的老城区上。她嘴角微微一动，不知是笑还是冷笑，转身大步走向会议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业务员坐得笔直。这些人都是邬总从各地挖来的，有的做过房产中介，有的跑过钢材销售，还有两个是从机关单位辞职下海的原干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年轻人初出茅庐的天真之光，而是一种老练的、贪婪的、猎食者特有的光芒。邬总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把烟掐灭了。他站在长桌一端，没有客套话，开口就是一句：“今年，是咱们智恒通的年。”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像是在确认他们有没有听懂。然后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快。
“银行在收贷，开发商在跑路，政府手里压了一堆烂尾的项目没人接。”邬总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进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跑得比谁都快。地块，项目，在建工程，只要是有肉的骨头，统统给我叼回来。”她伸出一根手指，在空气中点了点，“记住，我们现在不差钱。差的是眼光。”
业务员们像被上了发条一样动了起来。老刘第一个出门，他负责城东片区的工业用地。那一带原先规划了一个大型纺织基地，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地基才挖了一半就停了工。老刘骑着一辆半新的摩托车，车后座夹着一沓厚厚的资料，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倒，露出光亮的脑门。他在工地上转了三圈，和看门的老头递了两根烟，就摸清了底细：开发商欠了银行一千多万，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那块地皮的转让价已经跌到了成本价的三成。老刘没急着出手，而是又跑了规划局、土地局，在办事员桌上放了半条红塔山，翻出了那块地最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明年，三号线的一个出口就要开在工地东侧三百米的位置。老刘的眼里，那团光烧得更旺了。
城西那边，年轻业务员小赵盯上了一栋停工半年的商住楼。那栋楼已经封顶，外立面都做了一半，却因为开发商卷入一桩走私案被查封。小赵的办法很简单：他每天去工地门口蹲着，和包工头、材料商聊天，记下所有债权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半个月后，他拿着一份详细的债务清单回到公司，张斌律师连夜带着实习生做了一套收购方案。方案的核心只有一条：智恒通出钱解封项目，条件是原开发商出局，所有债务打折清偿，智恒通控股百分之七十。原开发商的老板在看守所里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就签了字。对他来说，能拿回三成的残值，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
张斌律师的团队在这一年忙得脚不沾地。他带着七个法学院毕业的实习生，在公司一楼腾出一间会议室，专门用来审合同、查产权、做尽职调查。实习生们从早到晚趴在桌上翻档案，桌上堆着的卷宗比他们的枕头还高。张斌是个刚三十岁的年轻人，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写起合同来快得像打字机。他有一个习惯，每谈成一个项目，就会从抽屉里摸出一块巧克力，掰成小块分给实习生，笑着说：“这是胜利的甜头。”实习生们后来发现，张律师的抽屉里永远备着两三盒德芙，好像早就知道今年会有多少场胜利。
智恒通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它有钱，而在于它知道怎么花小钱办大事。那些被银行逼债逼得走投无路的开发商，那些被三角债拖垮的施工队，那些因为政策变化而烂尾的项目，在别人眼里是一堆麻烦，在智恒通眼里却是一块块等待切割的蛋糕。邬总的原则是：不抬价，不竞价，更不搞什么公开拍卖。他的业务员们像土狼一样，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在最合适的时机一口咬下去。对方急需用钱，就压价；对方急于脱身，就全盘接手；对方手里有批文没地皮，就用地皮换批文，用批文换贷款，用贷款换更大的项目。这一套连环计玩下来，智恒通常常只花了一块钱，就买到了别人五块钱才能买到的东西。
有一件事，后来成了智恒通内部的传奇。那年夏天，邬总亲自出马，谈下了海市老城区一个旧改项目。这个项目的前任开发商是本地一家老牌国企，由于政策变化，银行停贷，国企的资金链断裂，项目被迫停工。区里急着要业绩，国企急着要脱身，银行急着要收回贷款，三家坐在一起，吵了三个月没吵出结果。邬总带着张斌律师进了会议室，听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接盘。条件只有一个，地价按三年前的标准算。”三年前的地价，不到现在的四成。国企的代表当场拍了桌子，说这是趁火打劫。邬总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说：“那你们继续吵。我到隔壁喝杯茶，等你们想通了叫我。”不到一个小时，区里的领导亲自过来请邬总回去签字。那天晚上，邬总请全体业务员在22号大楼食堂吃了一顿大龙虾，席间她只说了一句：“记住，钱不是省出来的，是在别人最缺钱的时候，你正好有钱。”
那一年，智恒通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收割机，在海市的房地产市场上横冲直撞。它拿下的地块，有的后来建成了高档住宅区，有的改造成了商业综合体，还有几块地皮捂在手里，等到地价翻了两番才慢慢出手。那些曾经让智恒通垂涎欲滴的项目，那些以前连门槛都摸不着的黄金地段，如今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个接一个地落进了它的篮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