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市民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菜市场的米价一天一个样，主妇们凌晨就去排队，抢到半袋糙米都要谢天谢地；药店里的纱布和碘酒被抢购一空，有人甚至把红药水和绷带藏在床底，怕打仗时买不到；街头的苦力们聚在街角，一边擦汗一边议论“鬼子真要打过来，咱们往哪躲”，有人说要回内地，有人说躲进山里，可大多只是唉声叹气——他们既没船票，也没盘缠，只能听天由命。
学校里的气氛也压抑得很。课本上的“和平”“自由”字样被老师刻意跳过，学生们私下传着从内地传来的战报，有人把义勇军的招募海报偷偷贴在课桌背面，也有人在日记本里写下“若城破，宁死不做亡国奴”。桂儿的同学里，家境好些的已经收拾行李，说要去澳洲，马来亚甚至澳门，投奔亲戚；家境贫寒的则更沉默了，课本都快翻烂，却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照常上课。
丁香每天都播报着小区的情况：“小姐，隔壁李太太今天又在打包箱子了，听说雇了三个苦力，把钢琴都抬上车了，说是要去新加坡投奔儿子。”她端着刚沏好的茶，语气里带着几分咋舌，“还有斜对门的张老板，昨天夜里把车库里的小汽车换成了金条，说是轮船票太难抢，准备走陆路去广西，然后再想办法去别的地方。”
桂儿坐在窗边，望着楼下那片平日里清净雅致的别墅区，如今却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处处透着忙乱，好几家的花园里都堆着半开的行李箱，佣人进进出出地搬着皮箱、字画和古董花瓶，连修剪整齐的草坪都被踩得乱七八糟。
“还有王公馆，”丁香接着说，“他家的英国管家昨天卷了些银器跑了，王老爷气得直骂，今天一早就挂出了‘房屋急售’的牌子，标价比市价低了三成，说是再晚就卖不出去了。”
桂儿往王公馆的方向瞥了一眼，果然见大门上挂着块木牌，几个穿西装的商人正围着管家指指点点，脸上满是投机的精明。
“倒是后排的林老板一家没动，”丁香想起什么，又道，“昨天我去买菜，看见林老板正带着管家往防空洞里搬药品，说要是打起来，总得有人救死扶伤。他家少爷还加入了义勇军，天天穿着制服在街口站岗呢。”
桂儿心里微微一动，林老板是小区里少有的“异类”，不像其他富人那样急着跑路，反倒在自家车库里搭了个临时避难所，说自己哪也不去，一定要保护家园。
正说着，窗外传来一阵引擎轰鸣。桂儿探头一看，是自己前排富商陈家的黑色轿车正缓缓驶出大门，车后跟着三辆卡车，装着沉甸甸的木箱，看封条像是汇丰银行的金库专用箱。陈老板站在门口，穿着笔挺的西装，正跟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日本人握手，脸上堆着谄媚的笑，丝毫不见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