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鸣锵转过身，目光落在桂儿身上，带着几分安抚：“你放心，周红的底细我会尽快查清，如果她真的投靠了刘家，或者跟日本人勾连，我自有办法处理。当务之急是稳住，等把朱志明的家人送到澳门，咱们也得做最坏的打算。”
桂儿看着他雕塑般的侧脸，心里五味杂陈。曾经以为醒民报社是进步的阵地，港英政府是暂时的庇护，可到头来，前者藏着内奸，后者只顾自保。这乱世里，能抓住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了。
“那……朱大哥怎么办？他还想着查凶手。”桂儿问。
“先稳住他。”吴鸣锵道，“等我查清楚周红的事，或许能顺着摸到追杀他们的人是谁。现在让他冲动，只会白白送命。”
之后桂儿每天还是上学放学，香港的空气里除了海风的咸腥，还弥漫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日军又开始在深圳河北岸军演，起初只是零星的炮声与队列操练，后来竟演变成明目张胆的威慑。
军演是从十月中旬开始的，先是有渔民在新界海域看到日军舰艇编队游弋，炮口直指香港岛，甲板上的士兵列队站得笔直，钢盔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紧接着，北岸的炮群开始试射，沉闷的轰鸣越过海湾，震得九龙的窗玻璃嗡嗡作响。起初港英政府只在报纸角落登了条简讯，说是“日军例行演习”，劝市民“保持镇定”，可谁都看得出，那炮口对准的根本不是靶场。
到了十一月，军演规模越发惊人，每天清晨，北岸的探照灯就会扫过香港的防线，像在丈量进攻的路线；战斗机编队低空掠过维多利亚港，机翼上的太阳旗刺得人眼生疼，引擎声撕裂晨雾，吓得街上的黄包车夫纷纷钻到屋檐下。最让人不安的是地面部队的调动——望远镜里能看到北岸的公路上，坦克和卡车排成长龙，士兵背着步枪跑步前进，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连对岸的农田都被碾出一道道深辙。
港英政府的应对透着敷衍。他们一边宣布“强化防务”，让义勇军在街头挖战壕，却连铁锹都配不齐；一边组织市民进行防空演习，警笛声一响，家家户户慌忙关窗熄灯，可防空洞里连像样的通风设备都没有，挤满了人就像闷罐。总督在广播里说“英军有足够力量保卫香港”，可富人们早就开始跑路，汇丰银行的金库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金条被装上邮轮，码头的船票炒到了天价，连二等舱都要提前半个月预定。
社会各界的反应更是冷暖分明。洋行老板们聚在俱乐部里，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讨论“日军若进攻，如何保全资产”，有人甚至偷偷派人去跟日军联络，想在“新秩序”里保住生意。报社的编辑们则在 sorship（新闻审查）的高压下挣扎，《大公报》用“北方时局紧张”暗指日军动向，副刊刊登的诗歌里藏着“山河破碎”的隐喻，而那些亲日报纸却大版面刊登“日英亲善”的谎言，说军演只是“友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