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项便是重中之重的税费改革，关于在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试行“利税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构想。
针对当时国企承包制下“利税合一”、企业负担不清、短期行为盛行等问题，提出将国有企业向国家缴纳的“利润”和“税收”分开。
企业首先依法缴纳各种税款，然后用税后利润归还银行贷款，最后再进行利润承包和分配。
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依法征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参与税后利润分配。
首先在大的层次上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
其次减轻企业税外负担，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推动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这是对国企改革深水区的大胆探索。
报告最后强调，这四项制度创新构想，并非孤立，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系统工程。
住房公积金制度为住房商品化和土地市场培育需求；
土地有偿出让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其“滚动开发”模式尤其适用于浦东；
而国企的“利税分流”改革，有助于明晰企业成本，增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也为政府财政收入提供更稳定税源。
实施这些改革，必将面临观念、利益、操作层面的巨大阻力，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周密的设计。
报告建议，可考虑先在浦东新区或某些条件成熟的行业、企业进行局部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写完最后一个字，高育良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
窗外，已是晨曦微露。
报告完成，高育良长舒一口气，但心情并未轻松。
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送出，无异于向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投下数枚重磅炸弹。
然而，东海，尤其是浦东，要闯出新路，非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超前的制度设计不可。
他想起林安书记将他放在这个位置的深意，想起那些拥挤的楼道、期盼的眼神、推土机前的喧嚣、以及财政官员的叹息。
高育良没有选择越级上报。尽管他深知，这份报告若能直达林安书记案头，或许会引起更高层面的关注。
但他更清楚组织原则和自已的位置，孙启明同志是浦东新区的一把手，是他的直接上级。
于公于私，这份凝聚了他两个月心血的报告，都必须首先呈送给孙启明审阅。
这不仅是对领导的尊重，也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本分。
翌日一早，高育良将那份装订整齐、还带着油墨清香的报告，亲手送到了孙启明的办公室外间秘书手中，并请秘书转达。
这是政策研究室关于近期调研思考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启明书记审阅指正。
他知道，这份报告能否被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将决定他未来在东海工作的基调。
甚至可能决定这些石破天惊的构想，是否有机会从纸面走向现实，去真正触动这座巨轮前行的航道。
同时高育良也明白，这份报告中的任何一项构想，一旦真的实施，将在东海乃至全国都会引起巨大争议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