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房子是哪年建的？住的都是什么单位的人？房租多少钱？
为什么这里拆迁停了？那个工厂的烟囱对旁边居民影响大不大？
老陈知道的就答，不知道的，高育良就默默记下。
晚上回到招待所的临时住处，高育良将白天的所见所闻，分门别类地记录在笔记本上，并结合阅读的文件资料进行思考。
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
住房短缺是表象，背后是僵化的福利分房制度与快速城市化、人口膨胀之间的深刻矛盾；
土地资源浪费与城市建设资金匮乏并存，根子在于土地无偿、无限期使用的计划模式；
国企活力不足，负担沉重，与承包制下的短期行为和税收、利润、还贷关系混乱直接相关；
浦东开发声势浩大，但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
单靠财政投入无疑是杯水车薪……
这些问题，有些高育良只在文件中看到过，但远不如亲眼所见来得触目惊心；
有些则是文件里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的深层次矛盾。
他意识到，东海的高速发展在创造巨大财富和机遇的同时，也像一辆高速行驶却有些部件老旧的列车，带来了剧烈的摩擦、震荡甚至撕裂的风险。
发展是硬道理，但如何发展？
如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市民，尤其是那些在轰鸣的建设声中暂时“掉队”的普通百姓？
如何为这列疾驰的列车构建更安全、更高效、更可持续的轨道和动力系统？
带着满脑子的问号和沉甸甸的责任感，高育良重新回到了政策研究室。
他没有急于召开大会宣布施政纲领，而是找来了几位他初步观察认为比较踏实、有想法的年轻研究员，开了个小范围的务虚会。
不是下命令，而是抛出问题，引导讨论。
东海住房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国内外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土地的价值如何显化？城市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又如何滚动起来？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除了放权让利，还能不能从分配关系上动刀子？
这些讨论常常激烈而富有启发性，高育良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将具体问题提升到体制机制层面进行分析；
年轻的研究员们则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案例和数据支撑。
他们一起查阅资料，不仅看国内其他城市的尝试，更将目光投向香港、新加坡，乃至欧美一些城市在住房、土地、城市开发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整整一个月，高育良将自已关在办公室和资料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稿纸写满了一张又一张，又被他揉成团扔掉。
他在构建一个体系，一个试图从根子上破解东海，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所面临的核心难题的制度设计体系。
这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修补，而是试图在住房、土地、企业等多个关键领域，进行制度层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