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封闭的环境下，突然打开一扇窗，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可能进来。怎么既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怎么向干部群众解释清楚，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新探索？”
陈志远听着，神情从担忧逐渐转为专注。他拿起笔记本：“我明白了。这个课题确实重大。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思想理论、社会心态多个层面进行研究。
我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抽调局里懂经济、熟悉沿海情况、理论功底扎实的同志。”
“好。”林安点头，“小组成员你来定，名单报给我。注意保密，现阶段只在小组内部研究。”
“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林安的工作节奏骤然加快。白天，他开始穿梭于各研究局之间，召开小型座谈会，与相关领域的专家交流。晚上，他埋首在资料堆里，阅读、思考、做笔记。
经济研究局的孙启明局长对特区设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也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
“税收优惠，优惠到什么程度？比香港低，还是比内地低？
低了，能吸引外资；太低了，会不会被说是‘卖国’？土地怎么用？无偿划拨，还是有偿使？有偿使用，算不算买卖土地？这涉及宪法问题。”
国际研究局的唐文彬局长提供了大量国外经济特区的资料：爱尔兰的香农特区、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韩国的马山自由出口区……
这些地方的政策很灵活，企业所得税低，进口设备免税，外汇自由汇出。但人家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学得来吗？学哪些？怎么学？”
社会研究局的赵为民副局长则关注社会影响：“如果特区工资高，内地人才都往那儿跑，怎么办？
特区生活水平上去了，和内地差距拉大，会不会引起新的社矛盾？还有，外资企业进来，用工制度、劳资关系怎么处理？还搞不搞‘铁饭碗’？”
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每个担忧都实实在在?
林安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分类整理。
林安自已心里清楚，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不是一味鼓吹好处，而是要直面所有可能的困难和阻力，并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林安召集了课题核心小组的第一次会议。除了陈志远，还有孙启明、唐文彬、赵为民，以及政治研究局的周国平局长。
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孙启明的烟斗吧嗒吧嗒响着，周国平眉头紧锁，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同志们，我们今天敞开谈。”林安开场，“这个课题是总设计师亲自交待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
但我们研究室的职责，不是简单附和，而是要把所有问题挖深挖透。好的，坏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要想到。”
孙启明先开口：“我看了资料，觉得最大的突破口可能在税收和外汇上。内地企业所得税55%，太高。特区如果能降
到15%，甚至10%，对外资就有吸引力。外汇方面，如果能让外资企业利润按比例汇出，人家才愿意来投资。”
“降到10%？”周国平抬起头，“那会不会有人说，这是牺牲国家利益讨好资本家？”
“所以要算账。”孙启明敲敲烟斗，“55%的税率，但外资不来，一分钱没有。
10%的税率，吸引来一百家外资企业，国家实际收入可能更多。这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唐文彬插话：“我研究过台湾的高雄加工区，他们不仅税低，手续也简便。
一个项目从申请到开工，最快一个月。我们呢？层层审批，没有半年下不来。时间就是金钱，外资等不起。”
“简化审批可以研究。”林安记录，“但怎么简化？放权放到哪一级？会不会一放就乱？”
赵为民说：“我担心的是人。特区要发展，需要人才。可我们的人才都是计划分配，组织调动。
特区工资高，人才愿意去，可原单位不放怎么办？户口、档案、粮油关系，这些卡脖子的东西不解决，人才流动就是空话。”
讨论越来越深入，问题越挖越多。林安听着，记着，心里却渐渐明朗。
问题多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现在把这些难题都摆出来，正是为了将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