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系列“明修栈道”的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
林安再次拜会了乌干达矿业部长和地质调查局局长，递交了中方拟定的“关于合作开展西部地区专题地质调查与技术培训”的新方案。
方案写得非常“漂亮”，强调这是基于前期公路勘察的“意外”地质发现，中方出于友好，愿意无偿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帮助乌方“更清楚地认识这片土地的资源禀赋”，为未来的国家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方案还提出了为乌方培训更多本土地质技术员的计划。
乌方对此反响热烈。尤其是地质调查局的穆罕默德等人，对中方“无私”的技术援助深感钦佩。方案很快获得了原则性同意。
于是，在1966年赤道炎热的旱季，几支由中国专家和乌方技术人员混合编成的小型调查队，再次深入西部山区。
他们拿着正规的批文，打着中乌技术合作的旗帜，公开进行着地质路线调查、岩石采样、地质点记录。所到之处，与当地部落、政府都打了招呼，工作透明、规范。
而在这些公开工作的背后，“暗度陈仓”也在同步进行。
调查队选择的路线和重点区域，都经过了精心设计，直指油气显示最活跃、矿化迹象最好的地段。采样不再仅仅是地表捡块，而是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剖面采样和浅部探槽取样。
每天野外的第一手资料和初步判断，当晚就会由专家们加密记录，与公开的工作日志分开保管。一些特别重要的岩芯样本，会被小心地标记、封装，以“送交更高级别实验室分析”的名义，分批送回使馆。
与此同时，使馆的经济商务处，开始有意识地、非正式地向乌方相关官员“吹风”，探讨“如果未来乌干达发现自已拥有有价值的矿产资源，希望以何种方式与国际伙伴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国利益？”这类前瞻性问题，引导对方思考，并潜移默化地介绍中国在矿产开发方面的某些理念和合作模式。
尽管工作在前所未有地深化和拓展，但林安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使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一些年轻同志受到国内风气影响，对使馆这种“过于专注技术合作、对外宣传调门不高”的工作方式，私下有些议论。
林安对此心知肚明，他加强了使馆内部的学习和管理，但在各种会议上，他反复强调一点：“我们身处外交一线，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利益。
技术合作、经济援助，是当前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制定的方针。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好。
评价我们的工作，要看实效，看是否为增进友好、服务国家长远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林安的权威，建立在中法建交的功绩、中央对其工作的明确支持以及日益显现的工作成果之上。加上几位参赞和老同志的支持，使馆的整体工作方向，始终牢牢掌控在“务实、深耕、长远布局”的轨道上，没有因为外界的风波而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