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那份关于“以基础设施合作为先导，逐步介入乌干达资源领域，为国家未来能源战略布局”的绝密报告，通过外交信使渠道送回国内时，北京已进入了1965年的深秋。外交部大楼里，银杏叶金黄灿烂，但政治空气却一日紧过一日，敏感的干部们已能嗅到山雨欲来的气息。
报告先按程序送到了主管副部长谢启泰桌上。这位经历了中法建交等大风浪的老外交，看完报告后，眉头紧锁，沉默了很久。报告的立意是长远的，分析是透彻的，建议也具备相当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在保护现有华侨利益的前提下，低调、渐进地布局资源领域，显示了林安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务实作风。但问题是……时机。
“这个林安，胆子不小，眼光也够远。”谢启泰放下报告，揉了揉眉心，对身旁的办公厅主任低声道，“可这个时候，提这样的报告……”
报告被谨慎地提交到了部党组会上讨论。果不其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志当即拍案而起：
“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经济主义’。我们和乌干达的友谊，是建立在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基础上的！林安同志却把眼睛盯在别人的石油、矿产上，这是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作祟！是把外交工作庸俗化为经济利益交换！”
“我不同意！”另一位比较务实的司长反驳，“林安同志的报告，是在保护华侨利益、开展正常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建议。外交工作为国内建设服务，为长远国家利益谋划，这有什么错？难道我们援助非洲，就只能是无条件的、不图任何回报的？那我们的国力能支撑多久？”
“回报？我们要的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回报，是非洲兄弟在联合国大会上为我们摇旗呐喊的回报！不是几桶石油！”激进派寸步不让。
“好了，不要吵。”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陈世俊敲了敲桌子，神色凝重，“林安同志的报告，有其价值。他身处一线，对乌干达的情况有直观了解，提出的建议也并非急功近利，而是着眼长远布局。但是，”他话锋一转，“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报告的某些提法，确实容易引起误解和批评。”
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份报告的特殊性和潜在的争议性，让部党组感到难以决断。最终，陈世俊副部长决定，将报告连同部党组的两种不同意见，一并整理，以最高机密等级，直接报送二号办公室和办公厅。他相信，只有最高层，才能对这样一份在特殊时期、涉及长远战略的报告，做出最终定夺。
报告被装进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贴上最高级别的保密标签，由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