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深秋，新疆军区作战室的灯光穿透寒夜，亮得刺眼。墙上巨幅地图上，中苏边境线被红笔圈出密密麻麻的标记，与桌案上堆叠如山的苏军增兵情报相互印证——铁克列提地区的苏军调动愈发频繁，边境摩擦接连不断，空气里都浸着硝烟味。
朱军长捏着最上面一份情报，指节泛白。他满心烦忧：边防连多是未经实战的新兵，基层指挥员也多是年轻面孔，整条防线最缺的，是熟悉边境地形、能扛事的高级指挥员。
“牛虎的问题说得清，不算严重！”他对着电话听筒，声音陡然拔高，打破作战室的沉寂，“现在局势这么紧，得尽快把他解放出来！他熟边境、能打仗，要是连这种人都被卡着，我朱某情愿为他担保！”
电话那头的总参领导语气带着审慎：“还是要先查清问题再用。给你们条线索——找证据，办得充分、有说服力，不然难服众。不过他原联络人是原冀中军区的李淑云同志，也是他大嫂，你们可放心去查。”
挂了电话，朱军长转身看向政治部的王主任，语气凝重如铅：“老王，眼下咱们不缺兵，缺的是能领兵、懂边境的指挥员。牛虎的事必须尽快查清，时间不等人。明天你们立刻去北京，找李淑云同志，她现在是棉纺三厂党支部书记；再找找原北京市公安局首任谭局长，务必要抓紧！”
“是！保证完成任务！”次日天刚蒙蒙亮，王处长便领着两名干事，揣着盖着新疆军区鲜红印章的介绍信，脚步匆匆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铁轨的颠簸一路未停，等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直奔棉纺三厂时，却迎面撞上了意外——原党支部书记李淑云，早已因“亲属旅居海外”的罪名被打倒，眼下正在河北邢台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线索骤然断了一条，王处长不敢耽搁，立刻转向第二个目标：原北京市公安局首任谭局长。可命运似是故意捉弄，谭局长也因“历史问题”被停职，更巧的是，他竟也被送往了邢台那所五七干校。一行人只得马不停蹄地改道，再次踏上奔赴邢台的路途。
干校领导接过介绍信，反复核验了印章与文字，才不紧不慢地派了名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往农场走去。田埂间弥漫着玉米秸秆的青涩气息，远远便看见几个弯腰挥镰的身影，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打补丁旧衣的老人，动作虽慢却沉稳。
“老谭！别割了，有人找！”工作人员朝着那身影喊了一声。
谭局长停下动作，将刚割下的玉米杆轻轻码在田垄上，沾满泥土的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才缓缓转过身。他走得不快，脚步有些虚浮，声音带着长期劳作的沙哑：“同志们是哪里来的？要了解什么事？”
王处长连忙上前，语气里掺着急切与敬重：“老领导，我们是新疆军区的，想向您确认——1949年北平刚解放时，是不是您把牛虎同志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