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署出来，吴鸣锵往洋行集中的皇后大道走。沿途的店铺大多挂着“大减价”的牌子，却没什么人光顾。一个从前认识的犹太老板正指挥伙计把布料往屋里搬，见了他，一边打招呼一边苦笑着摇头：“别说是船票，就连大米都被鬼子管控了，我这店再过半个月就得关门，全家打算往中立国跑，可签证比登天还难。”
路过一家米铺，排着的长队比昨天更长，队尾的老婆婆怀里抱着个饿得直哭的孩子，手里攥着几张军票，嘴里反复念叨：“怎么还不到我……”突然眼前一黑倒在地上，周围的人只是麻木地往旁边挪了挪，没人敢扶——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吴鸣锵攥紧了口袋里的东西，又去了趟黑市。贩子们见他来了，纷纷凑上来：“吴老板，要粮食不？刚到的大米，红薯，贵是贵点，能填肚子。”“有鸦片，换船票也行啊！”他摇着头往前走，看见个熟悉的面孔，是从前做走私生意的同行，正蹲在地上数军票。
“有船吗？”吴鸣锵蹲下来问。
那人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有是有，去广州的，得在海上漂三天，没吃没喝，你敢不敢？”
“去澳门。”
“澳门？”那人啐了口唾沫，“葡萄牙人现在跟鬼子穿一条裤子，查得比香港还严，上个月有艘船被截了，一船人全喂了鱼。”
吴鸣锵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他往回走时，看见几个孩子在垃圾堆里翻东西，手里拿着半截发霉的面包，抢得满脸是灰。一个年轻媳妇站在街边，怀里抱着件旧棉袄，低声问路人：“换点吃的就行，给孩子换口粥……”
风里飘着煤烟和馊味，吴鸣锵裹紧棉袍，只觉得浑身发冷。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桂儿见他空手回来，没多问，只是让丁香把温在灶上的粥端了出来。吴鸣锵喝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看着桌上半袋糙米，低声说：“再等等，我总能想到办法的。”
桂儿点点头，往他碗里拨了点咸菜。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无数人在黑夜里哭。
这时候阿诚也回来了，他也是满脸的丧气，而且佝偻着身子。
桂儿一看不对劲连忙问：“阿诚哥，你这是怎么了？被人打了吗？”
阿诚进屋之后先关上了门，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下，确认没有人跟踪自己，才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上2楼客厅。
丁香上前扶住他说：“你这是怎么了？说话呀，急死我了。”
阿诚这时候突然坐直了身子，从肚子那里掏出了一个用报纸包裹的东西，摊开报纸里头，居然是一把香蕉。
“香蕉？”桂儿和丁香异口同声地惊呼，眼睛瞪得溜圆。这阵子别说新鲜水果，连像样的蔬菜都见不着，香蕉黄澄澄的，在油灯下泛着诱人的光，看得人喉头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