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原本就是被大哥吕公绰亲手带大的，为他开蒙明义、教他人生道理。可惜这位长兄五十出头就亡故了。留下了孀居的大嫂吴氏和比吕公著小不两岁但不成器、一直抱病在家的大侄子吕希睿，以及那个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小侄子吕希卓。甚至上一次吕公著站队高滔滔也是为了这个小侄子。
两个侄子都不怎么成器，孙子辈自然也无人尽心教导，更是指望不上他们去光耀门楣、兴旺家族。于是，偌大一个吕氏长门，没什么收入来处，竟然一味的箫肃下去。那个孀居的大嫂，为求生计，只能守着些家业，又找来些放贷收租的私下营生，来维持一家老小的开销。
青苗法一出，几乎断了长门的财路。官办青苗贷款利息低廉，百姓们纷纷转向官府借贷，再无人问津吴氏的私贷；田租也因佃户们有了官贷周转，再无往日那般容易收取。于是老泪纵横的吴氏，带着病病歪歪的吕希睿，直接坐在了吕公著的正厅，直直的痛诉着长门如今病苦无依，非要向吕公著讨要说法。
另有族叔吕仲平、族兄吕公辅一干人等，也将吕公著堵在祠堂。从吕夷简一脉下来，第三代只有吕公著一脉位居高位，其它族亲要么坐在吕氏的名头上吸血、要么做些外放的小官吏，都没有支持一门荣耀的能力。
可是吕氏一门，自认为世代官宦之家，面子功夫了得。府中吃穿用度、往来应酬，无一不是世家大族的做派，开销巨大。这般奢靡的生活，所需钱财从何而来？无非是靠着放贷收租、兼并田产，从百姓与佃户身上谋取利益。——这也无非是很多大家族、世家门阀的惯例做法而已。
此等青苗法一出，春耕一番实施下来，几乎是砍到了他们的经济大动脉。族亲众人终是坐不住，只能把希望放在吕公著身上。无奈之下，只能开了祠堂，以宗族血脉来恳求吕公著出面抵制新政，为族人谋个活路。
耐不住亲人与族人的多重哀求与打压，吕公著也只能忍下“大义”，坚定的站在了新政的反对面。
当然，朝堂上不只是一个吕公著这样的官员，于是更多的背负大家族使命的高官也纷纷加入了反对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