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那份关于“组建直属中央的国家级海外资源开发公司、并以乌干达为试点推动成立中乌合资开发公司”的绝密补充报告，搭乘外交信使的专机，在1966年岁末的寒风中降落在北京。
几乎就在它被送入中南海的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以更加猛烈的态势席卷了全国，其冲击波甚至开始隐隐触及外交系统。
报告被按照最高密级，直接送达了二号办公室。日理万机的二先生，是在一次深夜工作会议的间隙，抽空看完的。
窗外是北京严冬的寒风呼啸，屋内灯光下，伍先生的目光沉静如深潭，手指在报告上“国家能源与矿产开发总公司”、“中乌联合资源开发公司”、“海外资源保障新路”等关键词句上，停留了许久。
二先生他没有立即批示，而是将报告锁进了抽屉。接下来的几天，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牵扯了他绝大部分精力。
然而，林安报告中的构想，像一颗投入深水的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了深思的涟漪。
时间进入1967年初，风暴的强度有增无减。外交部内部也受到了冲击，一些领导干部被批评（不敢写）、靠边站，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极端形势下，任何涉及“海外开公司”、“搞合资”、“专注经济”的提议，都显得异常敏感，甚至“危险”。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关口，一份来自地质部、冶金部、燃料工业部、一机部等几个尚未完全陷入瘫痪的专业部委的“技术联署报告”，经过特殊渠道，再次摆上了伍先生的案头。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正是对林安从乌干达发回的最新地质资料和资源潜力评估的进一步确认与深化。
报告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对比分析，明确断言：乌干达西部油气资源潜力“极大可能达到世界级规模”，相关金属矿产“具备重大经济价值”，并强烈建议“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尽早布局，争取主动”。
这份纯粹基于技术判断的报告，与林安那份更具战略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一个指出了“宝藏有多大”，一个则提出了“如何去安全、有效地获取宝藏”。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次范围极小、级别极高、气氛异常凝重的会议，在二先生的主持下召开。
与会者只有寥寥数人，均是相关经济、外交、技术领域的核心负责人，且都是历经风雨、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上堪称国宝级的人物，其中的一人便是那位未来在南海画个圈的老人家。
会议没有记录，门窗紧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