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东京，寒风裹着银座街头的霓虹，吹得西装革履的金融客们衣领发紧。
小孩哥和苏晚晴走出羽田机场的贵宾通道时，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早已候在门外。苏晚晴手里攥着厚厚的文件袋，里面装着日经指数的分析报告、东京交易所的准入手续，还有那笔9073万港元的资金调拨单——换算成日元，足足是数亿的巨款，在1973年的日本，足以搅动一池春水。
“老板，我们先去酒店还是直接去交易所？”苏晚晴扶了扶眼镜，镜片上倒映着机场外川流不息的车流。
小孩哥摆摆手，目光落在街旁张贴的“列岛改造计划”海报上，嘴角勾起一抹淡笑：“先去三菱商事附近转转。”
司机是机器人沈砚之提前安排好的华裔，闻言熟练地打方向盘，车子平稳地汇入车流。苏晚晴翻开文件，语速飞快地汇报：“现在日经指数已经冲到5000点，比去年涨了近一倍，地产股和电子股涨得最疯。三菱地产的股价三个月翻了两番，松下电器更是被散户抢疯了——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那边已经有风声，原油价格可能要涨，这对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是个雷。”
小孩哥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车窗，金丹期的感知力悄然散开，将街头巷尾的议论声尽收耳底。
“听说了吗？三菱又拿了新地皮，说是要盖新的写字楼！”
“我买的住友金属股票又涨了，这下能换个大宅子了！”
“石油要是涨价，我们的汽车出口会不会受影响啊？”
细碎的声音里，狂热与隐忧交织，正是泡沫顶峰最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