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自身缺乏产品，日常经营大多依赖向民企采购。然而，其提供的终端产品因价格虚高（成本往往包含不合理的“管理费”），在开放市场中毫无竞争力，根本卖不出去。一位与高峻相熟的民营企业家曾无奈地调侃道，他本想做公益，帮助某镇果农销售滞销水果，却被当地政府告知必须通过国企购买。询价后他惊呆了：市价六十元一盒的水果，国企报价竟高达一百六十元。经负责人“请示镇长”后，给了他一个“内部优惠价”——一百三十元。最终，这些由国企“采购”又无法对外销售的产品，大量流向了各级党政机关，成为福利或采购物品，其高昂的成本最终由区财政埋单。政府贴了钱，却换来了国企账面上对经济指标的“巨大贡献”。
早在高峻担任镇党委书记时，区政府就在冬瓜上市季节组建销售专班赴外地促销，这一模式已运行多年。专班人员由镇属公司管理层和政府干部混编组成。高峻清楚记得，他刚调任区统计局那年，区里召开专班工作总结会，各乡镇均上报亏损，理由五花八门：途耗、运费高、品相差等等。
为“扭亏为盈”，区长指派白副区长带队，远赴沿海某大型果蔬交易市场暗访专班工作。暗访组“潜伏”一周，发现每天各乡镇公司将冬瓜发到市场后，专班人员便直接交给中间商销售。在中间商和批发商一唱一和的操控下，专班人员生怕滞销或价格暴跌，只能忍痛低价抛售。其中，某镇五吨冬瓜竟以八百元的白菜价成交。在后来的总结会上，该镇书记硬着头皮请示区领导，是否能为专班干部启动“容错机制”。最终，亏损全部由财政补贴填平，干部无人被追责。理由很“充分”：冬瓜卖出去了，农民“增收”了，经济指标“上来”了。区长听取暗访汇报后，只淡淡表示“清楚了”，再无下文。
政府曾投入上亿元巨资，在某镇打造了一个高标准农业观光示范园，大面积种植果蔬花卉，修建了豪华配套设施。不久后却被发现项目竟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于是，刚种下的苗木被紧急铲除，换种上高粱，所有地上设施被限期拆除。这一建一拆，造成巨大浪费，百姓骂声一片，却戏剧性地为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产出”了两次入统数据。白副区长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对此评价道：“不要狭隘看待区委决策，领导干部要学会用经济学思维做好统计工作。”
还有那条屡次翻修的城市中轴线，干部中流传着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书记嫌不够气派，有的说是区长觉得风水不佳。直到一次酒后，白副区长才一语道破天机：“修一次，就多一次固投数据，指标就好看了！”
不久，一项重要的全省性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区里召开动员大会，白副区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强调本次普查必须坚持鲜明的“目标导向”。高峻敏锐地注意到，领导的口径已从以往常提的“结果导向”升级为更具紧迫感的“目标导向”。原因不言自明：本次普查数据不仅反映当年成绩，更涵盖整个任期，普查结束恰逢区县班子换届。区委主要领导在内部会议上已定下调子：本次普查GDP指标必须领先全市。
在白副区长扎实深入的动员后，普查工作的千斤重担再次压到高峻和他的团队身上。为了达成“领先全市”的终极目标，普查人员白天走访填表，晚上加班整理数据，区统计局日夜不停地接受区领导调度。一次次调度会上，区领导反复强调“目标导向”，并对其他区县传出的“先进经验”闻风而动，要求高峻立即想办法“学习取经”，实现“普查效益最大化”。
工作中期，市级反馈初步排名，临沣区的多项数据不仅领先，甚至遥遥凌驾于其他区县之上。这种异常情况立刻引起市统计部门的强烈质疑，要求临沣区认真核查，严把质量关。一天晚上，白副区长再次紧急召开调度会。他对“目标导向”的强调丝毫未变，只是要求大家把“基础工作做扎实”，让已有的漂亮结果“更具说服力”，“更经得起检验”。
会上，高峻硬着头皮汇报了抽查发现的离谱样本：某餐馆采购额仅两万元，却上报营收过百万；某百货店进货十万元，自称营收高达五百余万。白副区长听取后，指示道：“要在成本上想办法挖潜，把成本做上去！营收数据既然企业和商户都认可了，就不要动了！”于是，按照统一的方法和口径，普查人员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数据复核”与“规范整理”。最终，临沣区以远超平均水平的“辉煌战绩”，摘取了全市领先的“桂冠”。
普查暂告段落后，一位民营企业家向高峻大倒苦水：普查人员前后联系他二十多次，反复要求配合修改数据，每次修改都需签字确认。不堪其扰的他最后直接告诉普查员：“数据你们自己看着改吧，改好了直接拿来我签字，别再反复找我了！”
不久后，邻省某县因普查数据造假东窗事发，引发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统计数据造假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席卷全省。在此背景下，临沣区统计工作的指导原则，似乎终于要从曾经的“结果导向”、“目标导向”，艰难地转向真正的“质量导向”。
然而，看着窗外依旧熟悉的风景，高峻局长的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他知道，统计工作的正本清源之路，道阻且长。他这位统计局长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无比。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