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清晨，当开罗市民走出家门时，看到的已是遍布街头的革命士兵与飘扬的革命旗帜，广播电台循环播放着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宣告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此时的法鲁克国王困在亚历山大的王宫之中，已成孤家寡人。
7月26日，在革命部队的强大压力下，法鲁克国王被迫签署退位声明，带着家人登上流亡国外的游艇，结束了其腐朽的统治。尽管他未成年的儿子福阿德二世名义上继位，但埃及的实际政权已完全落入自由军官组织手中。
革命胜利后，自由军官组织迅速组建新政权：由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纳吉布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纳赛尔担任秘书长，代行议会职权。9月7日，纳吉布出任埃及首相，同时兼任陆军大臣与航行大臣，新政府随即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9月9日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尤为引人注目，该法案明确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拥有量不得超过200费丹（1费丹约合6.3亩），超出部分由政府强制征购后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久后，新政府又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这部宪法长期以来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与王室的利益，它的废除标志着法鲁克王朝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除。
埃及革命的爆发，让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陷入焦虑。作为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在埃及拥有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利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直接关系到英国与远东殖民地的联系。
美国介入埃及事务，必然会触动英国的敏感神经。但在费尔多看来，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早已不复当年荣光，二战的消耗让其国力大幅衰退，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根本不足以成为美国介入埃及事务的阻碍。
费尔多的战略构想十分清晰：美国无需强求埃及完全导向自己，更不必将其打造成军事基地——那样只会引发埃及民众的反美情绪与苏联的警惕。美国的核心目标，是确保埃及在关键时刻“听话”，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权与中东地区的稳定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战略协同。
这份关于介入埃及事务的战略报告，已被费尔多整理完毕，静静等待着即将入主白宫的新主人——一个新的中东战略，即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展开。不过在这之前，要好好准备一番；并且已经同杜鲁门打过招呼，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利益。
对于静等退休的杜鲁门来说，没有必要拒绝空军总司令的提案；再说还是关乎美利坚国家战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