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此时的董承，早已没了往日的势力：士族残余元气大伤，连董家内部都有不少人支持董琰的新政，不愿跟着他冒险。一次朝堂议事，董承提议“让外戚参与太子教育”，立刻被满宠反驳：“《民法典》载明‘储君教育由太学与朝臣共同负责，外戚不得干预’，董公此议，有违律法。”
献帝也顺势道：“满卿所言极是，储君教育当以律法、实务为主，就交由蔡邕祭酒与董相国统筹，不必劳烦外戚。”
董承见献帝态度坚决，朝臣也多不支持，只能悻悻作罢。此后，他虽仍有小动作，却掀不起大浪——董琰早已安排锦衣卫暗中监视，他的每一步动作，都在掌控之中。
解决了伏完叛乱与储君之争，董琰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他终于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新政推行，却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组织属官与地方官员，梳理《民法典》推行中“不合汉末实际”的条款，逐一调整。
在“奴婢赎身”条款上，原规定“奴婢需缴纳十两白银方可赎身”，可汉末百姓贫困，十两白银对普通奴婢而言如同天文数字。董琰便改为“奴婢可按‘劳役折算’，每年为雇主劳作满十个月，可抵一两白银，或通过‘立功赎罪’减免赎身银”，还允许地方官根据当地富庶程度，微调赎身银额度，比如关中、中原按原额的八成，凉州、并州按原额的五成。
在“土地限额”上，原规定“无论地域，每户最多拥有五十亩良田”，可凉州多戈壁，并州多山地，五十亩良田对当地百姓而言难以实现。董琰便改为“按地域定限额：关中、中原每户五十亩，凉州、并州每户八十亩，且‘山地、戈壁’不计入限额，鼓励百姓开垦”，还配套推出“开垦补贴”——开垦荒地满十亩，可免三年赋税。
在“税收制度”上，原规定“按户缴纳固定赋税”，可有的家庭人口多却土地少，有的家庭土地多却人口少，明显不公。董琰便改为“按‘人丁和土地’混合征税：每丁每年缴纳两石粟，每亩良田缴纳半石粟，贫瘠土地免征税”，还增设“救灾免税”条款——遇旱灾、水灾的地区，可凭地方官奏报，免一至三年赋税。
这些调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董琰派属官深入各州调研，收集了上万份百姓与地方官的反馈后定下的。调整后的条款推行时，百姓反响热烈——凉州有奴婢靠“劳役折算”，三年便赎了身；并州百姓开垦荒地，次年便多收了五石粟；关中佃户因“混合征税”，每年少缴了近一石粟。
曹操见董琰推行新政成效显着，特意来相国府拜访：“伯瑜公如今推新政得心应手，看来是真卸下了重担。”
董琰笑着递上一杯茶：“不是我得心应手，是新政本就该‘顺势而为’。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若不顾实际，再好的律法也落不了地。如今储君已定，叛乱已平，正是推新政的好时候。”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案上的《新政调整章程》上，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董琰与属官反复商议的结果。董琰看着章程，眼中满是期许——他知道，新政不会一蹴而就，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只要保持“务实调整”的初心，总能让律法真正贴合百姓需求，让新政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更稳。
永隆二年的夏天，长安街头的市集愈发热闹，太学的学子们忙着下乡实践，地方官们按调整后的律法处理事务，百姓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董琰站在相国府的廊下，望着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心中终于松了口气——他与弟弟董牧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希望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