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上海，外滩的钟声里混着机器的轰鸣。魏若来站在新落成的人民银行门口，看着年轻职员们搬运新印的人民币，票面上的天安门图案在阳光下格外鲜亮。
“丁程鑫从北京捎来的信，”贺峻霖递过来个牛皮信封，里面是张照片——王俊凯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桌上摆着当年苏区的稻穗标本，“他说，正在起草新的金融政策，要让人民币像当年的苏区货币一样，走到哪里都带着民心。”
魏若来摩挲着照片，突然想起1932年那个攥着演算纸的自己。那时的“技术救国”像颗青涩的稻粒，如今终于在时光里长成了沉甸甸的稻穗。
这天，刘耀文的农具厂来了批特殊的客人——当年在苏北信用社帮忙算账的老乡，带着孩子来上海。“娃考上了财经学校，”老乡咧着嘴笑，从布包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是几块磨损的苏区银元，“让他认认这些‘老钱’，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咋来的。”
刘耀文把银元递给孩子，指了指车间里的车床：“这机器上的稻穗纹，就是照着这些钱刻的。”孩子捧着银元，眼睛亮得像当年芦苇荡里的马灯。
傍晚，魏若来去广慈医院看望张真源。他正在给社区的老人讲健康课，黑板上画着简单的收支表：“每个月的养老金要存一半，留着应急，就像当年我们藏银元一样，心里得有底。”老人们听得频频点头，其中就有当年在菜市场用苏区钱换米的老农。
“宋亚轩的儿子也当歌手了，”张真源收拾教案时说，“前两天唱了首新歌，叫《稻穗谣》，调子跟当年的《星火》像得很。”
魏若来走出医院，听见街角的广播里正放那首《稻穗谣》：“爷爷的钱袋藏着银，奶奶的账本记着真，今天的票子印着新，日子长过黄浦春……”歌声里，他仿佛看见宋亚轩站在复兴公园的舞台上，身边围着举着银元的老人和捧着人民币的孩子。